何谓国学上

自序

一个国家文化的世界地位，是由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历史影响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年以上持续不间断的辉煌文明史，长期木秀于林，高踞世界民族之巅，从未风吹雨打去。这条磅礴文化巨龙的脊梁，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以道义的铁肩架构而成，以一种使命感和气节来薪火相传，千秋百代。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张载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按《近思录拾遗》，评曰：“先生（张载）少喜谈兵，本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自任自重如此！”此所谓“横渠四句”，已经超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个人功利理想，堪称千年来，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们最高抱负和社会责任心的概括写照，也是“仁”的核心精神体现。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天朝梦破后，一种文化自卑和被时代遗弃感始终绕着不去。但张载式的横渠理想和信念却未必轰然坍塌，一群乱世书生义无反顾的走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试图力挽狂澜，留着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灵魂。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贯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国故整理”和“国学”，正是这一百年前巨变的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们前赴后继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救亡运动的时代产物。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繁荣和平、不需要英雄和先知的时代，也是一个寡淡、功利和麻木的时代。物质丰富，却心灵越发压抑空虚，人们普遍滋生对人生平庸的焦虑，思念社会精英，向往思想自由。特别是恍如昨日的民国时期那些卓尔不群、才华横溢的大师们，更容易勾起怀旧的留恋和幻想。

眼下这个信息社会，似乎知识充盈，洋溢着一种文化繁荣的假象。但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言：“当知识为了普及大众，而尽可能以合理化的方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粗略的理解，予以简化。但也因此变得空洞时，精神便开始颓废。结果水准逐渐地低落，成为群主秩序的典型特征。那些受过长期思想和观察训练，并因而获得精神创造力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逐渐消失不见。”①

很显然，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处境，也恰是这般光景。传统的文化信念，似乎广陵曲终，“圣学”已绝。倒是趁这历史断塹的空隙，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想界沉渣泛起，妖孽丛生.....要么弥漫着一种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化中心论调，全盘批判否定民族文化，质疑中国悠久辉煌文明史；要么，有人打着“弘扬国粹”的旗号，掀起所谓“国学”复古热和“大师”崇拜热。但通俗流行文化的浮躁远不能支撑起晦涩宏博的古典文化理解，一时间妖孽丛生，歪曲颠倒，背离时代理性精神，不知所往。

是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训诂国学和国学大师的概念，正本清源，也更客观、理性的看待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

丙申初冬于秋水堂

一、国学概念的产生

近代至今的国学的概念，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上旬新文化运动掀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和旧文化批判、甄伪、整理等学术活动，将之推到高峰，滥觞一时；内战结束之后，这股思潮的重心也随着蒋氏政权退出中国大陆而转移到了台港等海外华人圈。而中国内地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思想学术的秩序和自由逐步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作为一种填补国民精神空虚的国粹国故重新燃起热情，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国学”热掀起高潮。

1“国学”一词的由来

历史上，“国学”一词，文献里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最初指的是国家设置的教育机构，如汉代之后的太学、国子监之类。后五代南唐李氏朝廷，在江西庐山开办了“白鹿洞国学”，为藏书与讲学之所，也即宋代书院一类教育与学术机构。

年，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学术主张，这既是对洋务派和改良派纲领的概括，也是传统教育和学术方向的变革倡议。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则意味着清政府承认“西学”的主导地位，正式施行西式现代教育制度。那么，延续两千年的儒学道统等旧学将何去何从？清政府采取了折衷之法，在京师大学堂里兼设通儒院，继续保留部分儒学教育。在这个文化转型期，传统知识分子也满怀焦虑，既必须面对现实接受新学，也难以释怀已深入灵魂的半生旧学，多数人还是持有努力保存旧学精髓的改良立场，绝非全盘抛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将亡、近代民主社会诞生前夕，社会剧烈变革时代；西学东渐，中西、新旧文化剧烈交锋，相互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空前冲击而被迫退出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和社会普教纲领的角色，全面开展自我反思、批判、改造和转型，兑变成了一种昨日黄花的“故学”、“旧学”。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西学传入前的一切本土原有的学术理论及其文献展开全面整理，出现了一股“国故整理”之风。此时，“国学”的提法开始流行起来。

目前所知，国人中最先使用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的，应是梁启超。年秋，他曾于私人信函里提及创办《国学报》的计划，与黄遵宪商量，并请黄“分任其事”②。数月后，梁启超更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这个名词：“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③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④。稍后，邓实也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⑤，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的阐释，并于年初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公开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⑥。

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开近代国学研究机构的风气之先。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年，国学保存会印发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唯一一套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编有伦理、经学、文学、地理、历史等科目。这或是国学的最早正式提法之一。这两个学术组织的挂牌冠名，则普遍被认为是“国学”名称一词的正式开端。

3新文化运动，也是旧文化的“国故整理”运动

约自-年间，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四提倡四反对”的内容，本是一场新思想、新文化启蒙的文化思潮和移风易俗的社会活动。但它在现代史总被五四学生运动所捆绑、混为一谈，被后来的人赋予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些历史提法，容易被断章取义、歪曲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基调，许多政治斗争味道的口号，也是后来陈伯达等人渲染的。所以李泽厚曾在80年代提出，新文化运动“启蒙和科学民主”的主题，被五四救亡等政治运动所淹没、压倒、中断了，最终导致了启蒙和救亡两个主题在五四后都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近代以来，学贯中西的学者人才辈出，许多人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人文领袖们，既是新思想的启蒙者，也是旧学修养深厚的“最后一批大儒”，如严复、辜鸿铭、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蔡元培、傅斯年、冯友兰、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吕思勉、陈垣、顾颉刚、钱穆等，这些学者不分学术阵营，无论保守或激进，毫无例外的都投身到了不同阶段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中。虽然部分老牌学者只是粗浅接触了西方文化，并没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思维训练，研究方法依然带有浓厚的清代朴学色彩，但也在不同领域各开一派新风。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希望重新赋予旧传统以时代新精神，绝非是全盘抛弃和否定。很显然，一些运动口号和史实长期在人们观念中被头脑简单的理解、误读和歪曲。

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除了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后又成立了“国学门”，负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年，北大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由胡适亲笔撰写《发刊宣言》，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声威，一时洛阳纸贵，风卷学术界，国内高校纷纷仿效。年，清华大学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虽开办仅短短4年，但培养了近70名毕业生，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配备高质而精简，除了主任吴宓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唯一一名讲师则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出任，另设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三名助教。

王国维虽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和老秀才出身，但也精研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现代史学考古学也成就斐然。梁启超更是一位学贯中西，宏博全面的学术天才。赵元任是最早的留美国哲学博士学位之一，在语言学、数学和物理上都有造诣。陈寅恪是现代最负盛名的顶尖学者，也曾长时间旅欧求学，博通多国文字文化。这些“国学导师”，都是既有深厚的本土旧学功底，又兼修西学的渊博学者。他们对学生的传授，并不在传统典籍本身，而是要用现代的眼光对传统学问进行再审视。民国时期的这类“国学院”的育人目标，并非过去那种“治国平天下”的大贤，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问家，类似现代大学的文史哲类的人文综合学院。

可见，新文化运动，在内容上，并非一场全盘西化的所谓“资产阶级旧民主”文化运动，实际上却也是思想文化界全面开展“国故整理”的国学重修运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却绝非抛弃。知识分子们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和民主共和观念，目的是针对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封建复辟逆流，却并非完全针对全部中国古典文化学术思想。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们纷纷立足西方现代学术的观点、角度和范式，在不同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一次全面的系统整理和重校，正式确立了现代学术范畴内的“国学”模板。诚如胡适概括和倡导的三大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释。”⑦

3“国故整理”共同历史使命中的不同文化立场

在这场世纪转折的文化论战和变革中，有固执“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康有为等保守派的残余，有辜鸿铭、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温和改良态度以及各种面目的折衷主义，有陈独秀、钱玄同、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激进批判取向，但总体来说，新文化运动无论何种立场和目的，批判先行是基调。

姑且不论钱玄同“废除汉字”的极端反传统观点，还是顾颉刚的偏激“疑古运动”，即便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梁漱溟，也尖锐批判中国旧文化传统中那类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愚蠢：“在中国是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专讲他的科学，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段去对付就是了”。⑧

而如梁启超等固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也不在少数，如陈寅恪、“中国新史学派领袖”何炳松等。陈寅恪先生在凭吊王国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做了正面肯定，更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强调了“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本土文化本位立场。⑨

更有站在世界文化历史的高度洞察，客观评价的智者，如思维宏博的史学巨擘吕思勉就认为：

“东西两洋之文化，犹古代各部落间文化之关系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等以区分东西洋之文化。实则不然。今世之各社会，皆为文明之社会，其程度相差无几，善亦善同，恶亦恶同，固无何高下也。”⑩

钱钟书也站在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主张“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认为文化领域的中外诸民族文化本质上皆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和普适性，本无所谓“本末”与“体用”之别。吕思勉、钱钟书这种超越本土文化中心情结的中西文化观，将两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一视同仁，不卑不亢，恰是治疗文化自卑和盲目崇洋病的一剂良药。

但占主流的还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以西学范式去整理国故的新文化改良主义者——这是由这一辈学者既是本土旧式蒙学出身，又兼受西方教育熏陶的双重学术先天渊源决定的，无法割裂的必然结果，通常表现为一种学术上的双重人格。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文化运动，既充满斗争，又交织融治，或许，无论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抑或“中国文化本位”等何种论调和立场，最终都会、也只能殊途同归——以一种现代科学方式整理过去的本土文化，包括“国学”这一载体、形式和内容。

以新文化运动核心领袖之一的胡适为例，他被许多人视为鼓吹“全盘西化”的代表，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异常丰富心路历程和充满思想矛盾的复杂人格。读了9年私塾的胡适，自小对孔子充满敬仰，以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为人生抱负。

新文化运动有着鲜明的时代任务和政治目标，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复辟逆流，胡适作为海归的时代思想先锋和运动领袖，他和陈独秀一样，洞察本土旧学的不合时宜，尖锐抨击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文化，在“科玄论战”中坚定地站在“科学派”一方，反对鼓吹“中体西用”的“玄学派”，致力西学启蒙，推广白话文，无法容忍折中立场。他虽自称是纯粹思想变革，但始终不可避免带着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色彩，这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胡适。

胡适和梁启超都敏锐察觉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的时代环境，颇类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他始终立足于学术启蒙和精神救亡，以学术为本。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复兴国学的路线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其《口述自传》中也再次强调：“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的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作为一个理性学者的胡适，从未全盘抛弃旧学，仍然赞赏孔子，称其为自由人文意识的开创者，认为先秦儒家具有苏格拉底式的西方人本传统、强烈的自由精神和唯理特征，是“道德上的个人主义”。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主要精力和成就也还是集中表现在“整理国故”的范畴内。

胡适从杜威实用主义与赫胥黎的怀疑论等西方学术视角，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来整理“国故”，以去芜存菁，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影响深远。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年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年的《说儒》等名作，均突破了传统哲学、史学的旧观念标准和范式，堪称“整理国故”的划时代成果，为中国现代学术确立了典范。他甚至开具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试图浓缩经典，传承后人。

另据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的回忆，胡适在面对西方英文写作和宣传时，每每充满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护持。政治激进的一面与他作为一个纯粹学者的理性温情的另一面，充满冲突却又共存。

30年代中期，国内知识界再次掀起“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10位教授于年共同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倡导“本位文化”说，类似今天“中国特色”。本质上与“中体西用”都是“两截式”的外来文化接受论，也即机械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性和地域特点，夸大不同文化类型的特殊性而忽略其普遍性。

胡适对此批判说：“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也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面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中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这番“自然折中论”恰恰说明了他提倡全盘西化的目的，完全是基于自己的理性分析而有意为之，并且坚信这样才会真正实现中西文化融合，改造本土文化。

综上，即便定义胡适本质上是一个“披着全盘西化外衣的中国文化本位学者”，也绝不为过。年胡适去世时，蒋介石曾赠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或许恰是最中肯的评价了。

二、国学的定义和范畴

兼备乾嘉朴学深厚功力和现代学术观念的陈寅恪先生，曾强调甄别名词定义的语境时代性的重要性：“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

产生于文化转型历史时期，作为国故整理产物的“国学”，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演绎和定义，学术界至今也尚无一个明确的范畴界定。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国故整理的主体——不同学者各自学术领域及其治学立足点、侧重点不同所造成的。如老派大师章太炎的国学代表作《国故论衡》，无非也只是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顺带提及儒佛道之学。虽说这拔学者大都博学，但对于中西文化均有较深刻领会，而能够融会贯通，高屋建瓴的把握整个中国古典文化全局和精髓的通才不多。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吕思勉、陈垣等少数精英中的精英，大师中的大师。

如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闻宥说：“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陈独秀则断言“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朱自清也严厉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曹聚仁更是“轰国学”，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此外，何炳松也号召大家“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问道：“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它广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

中国拥有四千年以上不间断的最长文明史，古典文化著作浩瀚如烟，清孔尚任的《桃花扇·逮社》说：“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如何取舍定义，勘定国学的定义和范畴，确实是个容易惹来争论的命题。但可以肯定，“国学”的定义，本非是一个无歧义的约定俗成的阐述，而是一个百年来随着“国学”研究不断发展、推进而不断成熟的时代和历史的概念。我们先回顾过来百年来那些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1国学的不同定义

胡适说，所谓“国故”,指过去中国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包含着“国粹”，也包含着“国渣”。研究这些历史与文化的学问，就叫“国故学”，简称“国学”。?

吕思勉就简单的一言以蔽之：“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为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这种大一统的提法也代表了主流观点，如国粹派邓实也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曹伯韩认为，国学这个词还不是十分合理。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的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如果将其外延也算上，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象、属术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目前只能暂且给国学一个这样的定义：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一文的观点，则是现代学术视觉的定义，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

年，季羡林先生则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2国学的研究范畴

与国学的定义一样，国学的范畴，也一样是个随时代学术的不断演进、积累、整理汇总而变化着的概念。

回溯学术史，国学的基本体系架构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派别，其主流被后世概括为“九流十家”。他们开创的思想文化，奠定了国学第一块厚重的基石。

中国自汉代就开始了系统的图书文献整理和分类，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的《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就是早期对传统国学内容的一次大汇总和国故整理，将当时已有的所有主流文化内容分为六大类。这六部分则构成了日后“国学”的前身。第一部分：六艺。小六艺是六种技术：礼、乐、射、御、书、术。是具体培养人的人格和各种技能的。大六艺，就是六经，是国学范畴里面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核心。六经儒学体系到了南宋以后再演进成《十三经》及各类注疏。第二部分：诸子百家。诸子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第三部分：诗赋。第四部分：兵书。第五部分：术数。譬如作为占筮的《周易》。第六部分：方技。

及后历代史志学家都对历朝《艺文志》进行增补，并不时另有大型的综合编撰整理，如三国《皇览》、北齐《修文殿御览》、隋唐时期的《隋书.经籍志》、《艺文类聚》、明代《永乐大典》、《千顷堂书目》等，至清代乾隆年间，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一流学者蒐集历代精华，穷其渊薮，依照传统治学的范式，集体编撰完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汇编——《四库全书》，“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历代传统文化、科学和技术的遗存精华。至此，“国学”的完整体系最终完成。几乎就是接近邓实《国学讲习记》中所划定的“国学”范畴：“一国所有之学”了。

明代的学者曾将固有学术分为“质测”、“通几”、“宰理”三学，质测大致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一属；通几即指哲学和人文科学类；宰理相当于社会科学的概念。而清代戴震、曾国藩则笼统区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个大类。这种旧学的部门分类显然是太过粗疏或有失偏颇。

自晚清以来的整理国故过程中，诸位先驱学者按照传统或现代学术的范式，结合个人理解，各有说法：

如《史地学报》阐释国学：“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大抵皆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而胡适以中国文化史的框架的系统分科则比较全面成熟，接近现代学术视野，其规划分为十部分：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

在历代“国学”的门类分部基础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和考古学进展的挖掘、补证、完善，发展到今天的学术学科分类，则广义上的“国学”范畴，已基本在学术界形成了共识：即由中国历代的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律法、对外关系、农牧、工商、贸易、冶金、水利、交通、工艺、艺术、民俗、建筑、天文、地理、历法、术数、生物、医学养生、武术气功、考据、金石考古以及古典自然科学等一切传统思想、文化、技术与学术。

3国学的研究方法

幸有新文化运动这辈先驱大师们艰苦细致的国故整理，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山奠基，今天我们才有幸舒服的阅读古来传统古籍。特别是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在基本治学新观念、新方法、新工具、新范式方面做了大量高屋建瓴的启蒙，留下了许多纲领性的里程碑式作品和文档，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及一系列“国故整理”的具体指导性文章，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以及他们分别为初学者开具的国学必读入门书目等。

这番苦心，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拟整理国故计划”里面所说的可窥一二：“我们承认不曾整理的古书是不容易读的。我们没有这一番整理的工夫，就不能责备少年人不读古书”。?

关于国学研究法的问题，梁、胡两位先生都在借鉴清代考证学派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和现代西方学术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看法。如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研究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立足四个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整理。?当然，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发起的“疑古运动”的一些过激观点，也要两面的客观、理性看待。

在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也以胡适的治学最为严谨、先进，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列表比较了-年中西学术的发展，认为两者的研究方法基本相同，只是材料不同，中国人用来整理古文献而西方人用以探索自然。最终是西方人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道，而中国人还在钻故纸堆。

特别是王国维在考证《史记·殷本纪》时总结的“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更有与时俱进的意义。李济、夏鼐、梁思永等奠基和推进的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充满生命力的新学科，重新赋予了原已濒临走到尽头的中国古史研究以新活力，更成为国故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途径、新工具和新材料。更吸引了沈从文这样的英才半途转行，将整个下半生投身到文物考古和文化遗存考究上，从一个大文人转型为历史文物学究的大学者。郭沫若也是从新诗奠基人的身份，转型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家，解放后更成为新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领袖。

综合这些国学大家和国故学研究家们的意见和看法，国学的研究入门之道，大抵如曹伯韩所说：“初步研究国学，不能作局部的精深研究，而应该涉猎各方面，作一全盘的鸟瞰.....也得做做两种准备工作。首先要读一读关于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的基本书籍.....其次是读一读近日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使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演进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似的认识”。?个人认为，文献学、目录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方法及其材料，也是立足现代学术研究国故必不可少的基本必修课。

小结：

笔者以为，无论清代的义理和考究学派、清末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新文化运动直至新中国建国后的国学研究导向，总免不了各执一是而轻重取舍，要么埋首经世义理，要么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掩盖学术，对古文化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未免轻薄忽略，特别是起着精神内核和形而上学地位的阴阳五行论等学说，一直被打压而没被深刻研究，也影响了对整个中国古文化体系的理解。今天的学术昌明时代，或应尝试以一种平常心去深入体验、分析和感悟，重新回头审视，才能够真正洞悉整个国学的全貌和灵魂。

即便是拿了35个博士学位、近现代学术第一家的胡适，再博大却未免时有疏狂，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思想终究还未能深刻透彻。如他的《水经注》文案，对于禅宗佛学等的深入不够，从未像传统象数派学者那样投入学习五术六艺等门类，没有任何切身体验便刚愎定性判断古国学一些成分，都成为文人学究们的口实。章太炎曾经不屑称之：“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章太炎固然自负，他本人的狭隘也走不出古文经学家的囿限，且未免文人相轻。但老学究们校雠、训诂等功夫显然比胡适、辜鸿铭这类杂家要强多。可见学无止境，一个再伟大的学者，在知识面前也永远是渺小得微不足道。

任何一种先入为主的区分所谓“精华”与“糟粕”的文化立场和治学态度，甚至拒绝去理解，无疑也是一种自大、傲慢与刚愎，无益于纯粹的学问。

（待续，下编将继续探讨何为“国学大师”、建国后国学的命运与前景等问题）

下篇摘示：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伎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文献引用：

①卡尔.雅思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第三章，《德国文化丛书》，三联书店，年，P-。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第26号，年2月26日。

⑤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年第3号，年3月31日。

⑥邓实《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号，年2月13日。

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年，页17。

⑧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年，P17。

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年，P-。

⑩?《国学知识大全》第一篇，中州古籍出版社，年，P3，疑“一种”为“一切”之字误？

?《一四二号编辑后记》，《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年，P-

?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年版，P。

?卢毅《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南京社会科学》，-03。

?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的发刊宣言，《胡适讲国学》，文化艺术出版社，年，P18。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年。

?新华网人民网报道-06-:03:03。

??《胡适讲国学》，文化艺术出版社，年，P、P31-35。

?曹伯韩《国学常识》，当代世界出版社，年，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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