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休人民阅介休的信心和良心
介休的信心和良心
文/击戈而歌
最近几天看介休的县志,其中《介休县志光绪版》风俗中有一篇当时的县令的文章,大体是说,介休人认真读书的少,奢侈享乐的多。县令大人还苦口婆心的讲了洋洋洒洒几百字读书的方法,颇为真切。
这是个引子,我们要看本质。
请问各位同学,光绪年间是什么时代?满清晚期,列强犯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那时候的县令大人,居然说我大介休的人崇尚奢侈享乐,还举例说满大街都是穿皮草的人。
这是那个被列强侵犯下的中国治下的介休吗?我相信,县令大人就算再怎么吃饱了撑的也不会这么睁眼说瞎话。那么这段内容就证明了一点:
纵容列强犯我天朝时,介休依然经济发达,消费鼎盛。
原因是什么?从康熙版介休县志看到民国版介休县志,我们可以发现两点:
1、介休人一直以来生活不节俭,看上去很奢侈。
2、介休人经商的很多,所以不差钱的完成了第1点。
我们暂不论有钱是否可以享乐。
我们主要要说的是,从康熙到民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介休人都是这么挺着腰板矗立在历史中说:“额不差钱!”
这有点嚣张,但是这很自信。两百年间战乱纷纷,居然能一直保持这种自信,以至于建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恢复曾经的那种不差钱的自信。这不能不是说,介休这块土地上,天然就是诞生一批批经商能手的地方。
在我的记忆中,介休人在山西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之一。从坊间流传的改革开放初介休老板太原砸电视版,到砸洗衣机版等故事,虽然很土豪,但是却侧面反应了介休人的信心很坚挺!
但是,坚挺了两百多年甚至更长久的介休信心,今天却动摇了。
看今天的介休,一片阴暗的情绪笼罩在每个介休人的心头。如今的介休人再也没有从容,骄傲的挖苦平遥,孝义,太谷等地不如介休富有,反而总是在感叹,平遥的旅游搞得多好,太谷的农业发展的多好,孝义的城市发展的多好,这些地方的房价比介休便宜多少。
介休人,二百多年前,一直是被旁人羡慕。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新介休人却给老介休人丢脸,开始羡慕起曾经被调侃的县市。
介休的信心动摇了!
这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动摇了二百年间一百多年黑暗时期都未曾被撼动的介休信心?
是一场经济危机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具有破坏性的灾难吗?在那两次巨大的劫难时,介休人的信心也不曾动摇,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就动摇了?
是一批大企业限于困境吗?曾经介休历史上的侯家,冀家,范家倾倒时,介休有过今天一般的大难临头的沮丧吗?南庄的张家,洪山的宋家可是直到解放前还是一方的富绅。
纵观介休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不是撼动介休信心的关键。
子曰:“吾恐季氏之祸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介休信心的动摇,不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出现了多大的困难,而在于介休的内部发生了什么!
首先,沾沾自喜于经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政府,至少不能和光绪时的王县令相比。
王县令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看着满大街穿皮草的介休人,想的是让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有钱还要有文化,有钱不可任性。
王县令的文章字里行间是真切的希望介休人能认真对待知识和学问,俭朴理财避免挥霍。他难道就没有向上级财政缴税的任务?他的衙门难道就不需要税收来供应开支?那既然有这么一群有钱任性的介休人,他岂不是应该像今天的政府一样很开心地说:我县治下够的屁今年又创历史新高也,县衙财政收入又创历年新高也!
可是王县令就是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做,更没有因为此而高兴。要说清朝就该亡国呢,官儿当的这么不开窍不亡才怪!有钱你就修路,种树,挖地道,修衙门,扩招地方事业衙役,搞房地产嘛,都是因为像王县令这种不会给政府捞钱、花钱的人把大清朝给亡了的?
其次,中国自秦以后,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当官。乃至于后来主要岗位都不允许本地人担任。翻开介休各年间的县志,主要领导岗位上都是外地人,外省人。可是也不见得介休的信心就像今天一样灰溜溜的。
原因是那些在介休的外地官都无限热爱介休吗?
答案是否定的
关键是在介休县衙里的一批执行层的介休籍官员,还有介休籍的富绅们,有着极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他们没有独善其身,没有把介休的未来寄托在几个外地官身上,相反他们通过各种努力来发展介休,维护介休,哪怕是在最艰难的一百年间,介休籍的执行层官员和富绅,都会要求县衙的老爷修书院,修县志,修先贤祠。县衙没钱,他们就自己筹款,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县太爷也要把介休的魂抱住,把介休的信心守住。最近研究南庄文化,张氏一族在嘉庆到民国的近百年间,一直都为介休人文和经济发挥着主人翁精神。他们都子孙中一代代有人在县衙里做官,一代代都为介休的子孙后代做事。这些官员、文人、富绅,守护的不仅是介休的信心,他们更是介休的良心!
我们来看今天的介休,文化与周边县市相比,可有光绪年间那样昌盛?教育与周边县市相比,可有光绪年间那样令人称道?经济可有光绪年间那样充满信心?
今天介休信心的动摇,首先在于官商沉迷于煤炭经济,特别是官方全无人文主义的经济政策,知道如今还侥幸地抱着煤炭经济等待满血复活。其次在于土地财政,更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参与太甚,只看眼前卖地、卖房子的收益,却全然不前瞻这种政策的恶果。再者,遭遇外患,未能团结民心,商心,阻止介休本地财富外流,导致经济体系失血严重。更甚者,在介休信心如此动摇之际,迟迟不能就新型城镇化试点方案出台,更不能出台政策激发本地尚存的资金和创业、再创业热情。就是如此,介休的信心好比在温水里的青蛙,一秒一秒地满满死去。
介休的信心是崩溃,还是从逆境中崛起,与外部环境何干?全靠的是介休良心的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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