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晋商中的介休商人

编者按：介休的晋商在晋商队伍中举足轻重，介休人知之不深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介休晋商在本土没有商铺，侯氏票号在平遥已被列为票号遗址，但平遥人更愿宣传本土晋商，诸多资料甚少提及；二是旅游开发宣传不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侯氏23世昆裔，原史志办主任侯清柏曾上书市政府，建议开发侯氏堡院，但未引起重视。之后，人们多被作为旅游景点的晋商大院和晋商题材的影视剧吸引，介休的晋商几被淹没……史志办根据侯清柏老师的研究资料整理推出《晋商文化篇》，以展示介休晋商的历史文化特色。

追溯晋商的发迹史，学者们多考查到明代。而且许多是从介休范家“市易边城”说起。介休范家从六世祖范明推一辆小车到独石口做生意。独石口为外长城要冲，明初建城。到范明的下一代范永斗时，父子们已在张家口开设了“永兴寰记”货栈。成为八家山右商人之一。公元年清朝灭掉明朝之后，顺治皇帝把这八家入正册的山右商请到北京，赐给他们房地产，定为内务府的皇商，还专门责成范永斗主持内务府的贸易采买事务,这便是介休范家成为内务府皇商的来历。范氏在康乾盛世则更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亦官亦商，甲第联辉，名艳当世，被史家称之为现实中的《红楼梦》之贾家、薛家，而且比《红楼梦》中的贾家、薛家“毫不逊色”。

晋商在经营票号前，曾主要经营典当、钱庄、账局等行业。介休商人在这些行业中捷足先登，势不可挡，走出了浩浩荡荡的从商大军。以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北京为例，清咸丰三年（），北京城共有当铺家，其中晋商共开设家，而晋商中，仅介休人就开设59家，占一半还多；再比如北京早期共有银行业账局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家，在这其中介休人开设多达家。《晋商文化旅游区志》的结论是：“以能代表一地商人资产和势力的典当、账局、钱庄为例，京城的当铺多系山西人开设，山西人中以汾州府人最多，汾州府人中又以介休县人最多。”清嘉庆《介休县志》中称“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资走四方，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介休民国县志中也载：“……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行、印行，邑人最占多数”。介休北贾村有个侯生芸，《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其“领吴龙图等十六人，银本各数万两，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

介休北贾村侯荫昌父子未经营票号前，全国各地大小字号五六十处，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侯百万”。道光六年（），侯家先在平遥城开办了蔚泰厚票号，后逐渐形成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蔚长厚，人们习惯称这六家票号为“侯氏六票号”、“蔚字六连号”、“晋平六票号”，资本很快升值到七八百万。道光年间，侯百万已经成为山西富商中首富户（见《清稗类钞》中山西富商排名表）。山西商人在创办票号中前后出现过43家，但经营达60年之久的不过10家，蔚字号的六家票号中，有5家经营长达90年以上，经营时间最长的两家（95年）也属于蔚字号的票号。

另据史料记载，介休北辛武的冀家，早年在荆楚、京津、山左等地有商铺数以百计，仅在湖北的樊城、襄阳一带就有70多家，其中大多数为当铺，其次有少部分布庄、油房杂货。

以上可以看出，介休商人从他们创造的财富，骄人的事业，获得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历史的贡献诸多方面考查，都可称得上是晋商队伍中的佼佼者。研究晋商的历史文化离不开介休商人。介休商人文化特色，概括有以下四方面

开拓进取

介休商人开拓进取精神是表现在诸多方面的。张原村范氏先祖敢于到独石口“市易边城”,和蒙人、满人做生意。当时,明朝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和外族往来贸易为皇家所禁止,可范氏敢开这个先河,敢尝这一禁果,最终顺理成章地成为清政府内务府的皇商。

从事票号业的介休商人在开拓进取方面也是可称道的。票号业“汇通天下”叫得最响是平遥的日升昌和祁县的乔家大院。然而，真正名副其实的“汇通天下”实践者与开拓者却是介休商人。按《山西票号史料》提供的资料表明，日升昌票号经营期间，共在全国各地建立35处分号，这些分号几乎都在国内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大中城镇，就国内范围讲，日升昌北部没到达内蒙，西北部没到达甘肃、新疆，西南部没到达四川的西部及西藏等地，东南部则没到达福州、厦门沿海。反观介休籍商人，侯氏六票号经营期间，共在全国各城镇设分庄处，在国内主要城市如北京、天津、西安、汉口、上海、成都等皆有分号，数量几乎是日升昌的五倍。介休的冀家与洪山的乔家两家经营的票号共在全国各地设分庄49处。介休票商非当经营的网点多，就地区而言，新疆、甘肃、西藏地区，只有介休票商开发经营。就汇通天下讲，介休商人才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汇通天下者。下面不妨说说介休票商乔世杰开发祖国西南边务的过程，借以看出介休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

乔世杰又名乔英甫，介休洪山村人，14岁入京师从商，在宝兴银号广泛结交京都人士，得京友举荐，后为清政府“捐号”干事。清政府晚期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欠了很多外债，不得已公开卖官补债，名曰“捐号”。乔世杰在捐号中显示了极高的才华，不多久被委派到四川干捐号事。光绪年间四川省成立“浚川源”官办银行时，因乔世杰信誉度高，又善于理财，因此，被当地的总督和藩司委任为四川官办银行的总理。事隔一年后，乔世杰发展自己的事业，在平遥城内开办了宝丰隆票号，其重点是在西南边地开发经营。其先后在成都、巴县、自流井、雅安、打箭炉、里塘、巴塘、拉萨等边塞区域设立分庄，一些资料中还有康定、印度、泸州等。由于乔世杰苦心经营，大西南边远地区各城镇相辅周济，脉经贯通，军饷有资，工、商、学各业渐渐有了起色。乔世杰的成就成为晚清晋商走向衰败中的一个亮点。乔世杰本人赢得“商界之伟人”的美誉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

诚信经商

介休商人讲诚信经商不能不提到蔚字号的财东侯荫昌。侯荫昌，字古棠，生于年，活了九十多岁，担任蔚字号票号财东近70年。在票号业中可谓是元老，又是举足轻重人物，也可以说在票号业界是无与伦比的人物。蔚字号票号经久不衰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能诚信经商。

侯荫昌诚信经商最难能可贵的承诺是“宁可别人失信自己，蔚字号决不失信于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战乱，蔚字号设在京津、上海、汉口等处分庄皆蒙受了不同程度损失，但由于东家有“该外的一分不欠，决不失信于人”吩咐，票号采用“一地受损，连号接济”及“挖肉补疮”等应急措施，票号对所欠户持券者全部给予兑现。该号驻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事后追叙到：“幸赖各庄同心，应付如裕，凭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又写到：“独我号（蔚字号）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深宫中亦知本号之诚信相付，不欺不昧……”

介休商人中讲诚信的典型事例还有张原村的范氏。范氏东渡日本贩铜中,同伙中有一个叫王纲明的欠了公款83万两白银。王纲明死后，其它人都想推卸责任，范毓香宾为了顾全大局，于是出面独自承担了债务，《介休县志》中记载其：“乃一力担荷，按期完纳，不累同事，天下称为长者”。

于家为国

蔚字号在国家有灾难时急公好义，慷慨捐款。遇各地有灾，允许各号慷慨捐款，搞公益与报本服务。同治十三年（）朝廷兵饷不继，曾一次向蔚字号挪用银21万两之多。光绪三年（）山西大旱，侯家报本堂为周济乡民度荒，这一年采取了搭棚供粥，供领棺木等慈善举措。《山西通志》中对侯荫昌的慈善之举也有记载“义举甚众，平时待以举火者恒数百家，光绪年大祲，侯氏输金数万助赈，当道匾旌其门。”山西巡抚曾国荃赠给侯荫昌三块金匾也在这一年。

又如范氏帮助清政府自行采买运输军粮。康熙三十五至五十九年（）间,两次对西北部用兵,运一石米需耗银两。内务府的范毓香宾知情后讲：“费用顶多三分之一足够了”。在清将领富宁安的举荐下,范毓香宾用三分之一的结算价承包了运输军粮的艰巨任务，而且一干就是二十余年，从康熙朝到雍正朝，再到乾隆朝，一直为皇家大军作后勤保障，吃尽了沙漠地区饥寒缺水的苦头，为国库省银“百亿钜万”。《清史稿》中称范氏为国家运输军粮为“诸往史所未有也。”雍正皇帝赐给范毓香宾太仆寺卿官衔，赏二品顶戴。

和衷共济

介休商人在饱受战乱的环境中求生存，自然更知道和衷相济的价值。光绪年间，京师一度无风起浪，出现谣言，一些商家听信谣言，纷纷到炉房（现银冶炼铺）提兑现银，当时在京的各票号皆有银存放在炉房，有的票号担心受此风波倒闭，也纷纷到炉房提兑。在危急关头，蔚字号的蔚丰号票号出面，联络同业，陈述利害，并主动拿出护身银接济炉房，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避免了一损全损，也稳定了京师的银市，蔚字号票号也再次赢得了工商界的称颂。

蔚字号财东侯荫昌的一生可以讲就是为人处事和衷相济的一生，他在世时曾创编有48句《和字歌》，这48句歌一直在族中流传，旧时曾是村里私塾学校的必读教材，直至解放前，这48句歌还工整地书写在侯荫昌家的墙上。侯荫昌父辈共有六门，其平辈伯叔兄弟共有18人。《山西通志》中称其家“累世共产，食指千计”。众兄弟念其管理商号，共议在商号里给侯荫昌的三门另立股分红。可侯荫昌也有其主张，他将众兄弟给自己的红利一部分用作宗祠的开支，另一部分长期用作地方公益支用。侯荫昌任东君近70年，他每次召集人员议论号事，总要求各分庄在经营中要同舟相济，要和衷共事，要诚实交易，要不失信用。蔚字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将其数十年的文稿整理成《同舟共济》一书。

来源：介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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