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节缘起与介休乡土地理新论

  编者按:此文为复旦大学教授安介生力作,对介子推与寒食清明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学术推导,是我市与名校合作课题“黄土文明与介休范例”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原文化研究》于年第1期推出。本报从本期开始转载,以飨读者。

引言

  年,介休市被命名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似乎对于寒食节起源问题并没有重复探讨之必要[参见侯清柏、张培荣著:《介子推与寒食清明节》(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相关内容。]。然而,不能否认,关于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争议之声很早就出现了,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辨亦有道,真理愈辨愈明,如完全无视这种争议状况的存在,对于介休乡土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地方政府大力推广寒食清明节文化的前景,都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关于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的关系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外学术界,特别是民俗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讨论[近来的相关研究论著,参见陈泳超:“寒食节起因新探”,《晋阳学刊》年第5期;“寒食缘起:从地方性到普泛化”,《民俗研究》年第2期;张勃:“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齐鲁学刊》年第2期;“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年第3期;“唐代以前寒食节的传播与变迁———主要基于移民角度的思考”,《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管子学刊》年第2期;刘杰:“寒食火禁与介子推故事关系考论”,《晋阳学刊》年第5期等。]。据笔者所知,在参与讨论的古代学者中,从北魏的郦道元(《水经注》著者)、宋朝的洪迈(《容斋随笔》作者),直至明代的谢肇 (《五杂组》作者)等。其中,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的反对,恐怕是其中最有份量的了。在现当代学者中,包括李宗侗(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华书局年版,第19页。]、卫聚贤[《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附发掘计画》,《东方杂志》第26卷第19号(年),第71—81页;《介子推隐地考》,《说文月刊》(年)第2卷,第6—7期,第—页。]、张颔[《对顾炎武关于介子推考证的补说———兼谈新修地方志中的一个原则》,《晋阳学刊》年第5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刊载于《中国文化》年第1期。]、庞朴[《寒食考》,《民俗研究》年第4期。]等著名学者在内,都发表了关于介子推与寒食节关系问题的研究论述,其中,大多赞同顾炎武的结论,质疑乃至否认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联性。这些学者往往以科学与严谨的态度,对于寒食节问题相关史料进行了相当详尽的说明与分析。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反击的力量显然是很有限的[参见李晨光:“寒食节考”,《文史月刊》年第4期;李道和:“前人对寒食习俗的解说及其内在矛盾”,《民族艺术研究》年第5期等。]。对于那些持反对意见的、颇具份量的研究成果,完全回避显然是不妥当的,确实大有全面说明与解释的必要。

  一、关于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关系问题之争论

  在笔者看来,现在研究存在的症结是: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的关系问题相当复杂,简单肯定与简单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而迄今为止,争论久拖未决的症结在于,古今各位研究者讨论往往是将多个问题混淆在一起,其结果常常是一个问题的否定结论,直接影响到其他问题的分析。如寒食节如何起源,如何形成,是一个问题;而后世人如何选择,如何传承寒食节文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者之间确有紧密联系,但是并非可以完全混为一谈。而就寒食节起源问题而言,各种原因是否可以兼容,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将多个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直接影响到其他问题的合理解决;学者们否认一种联系之后,就不加辨析地否定另外一种联系。这样一来,争执就迷失了方向,最终导致全盘否认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明智的。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进行其他角度的解释,但是并没有针对一些关键论据进行切合实际地反驳,因而也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结论。这种状况,显然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在我们进行分析与论辩之前,我们需要好好搞清楚究竟存在多少有价值的问题。关于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研究上,我们真正需要厘清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问题,然而再针对一个又一个的不同问题,分别进行合乎情理的分析与认知。

  例如,在古代学者中,对寒食节、介子推故事与介休、介山之间关系问题提出最尖锐质疑与最强烈反驳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清代大学者顾炎武。现当代的一些学者的主张,大多不过是将顾氏的观点进一步解释或扩展罢了。顾炎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备受推重,其名著《日知录》更为一代开拓风气的名著,影响巨大。而就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于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反复论列,但基本上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如在《日知录》卷二五“介子推”条中,顾炎武指出:“……[(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今当以《左氏》为据,(介子推)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他明确提出:寒食之俗,应源于上古“改火”与“断火”之俗,与介子推无关。

  顾炎武又在《日知录》卷三一“ 上”条中,引述《汉书》、郦道元《水经注》等多种旁证资料,进一步分辨“介山”的方位,并不一定在介休境内,这就又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介子推与绵山(介山)、介休之间的关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径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界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大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 将中军,让于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界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亦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汉书)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杨雄传》:“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已有二说矣。[《日知录集释》卷三一,第~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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