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介休碑传集读后十议
介休史志文化丛书最近推出第二种———《介休碑传集》（第一种为任兆琮的《介休历史纪事》），可喜可贺，主编温旭霞并两位编著者所作的努力，我亲见亲闻。侯清柏先生于介休史料的熟稔和历史学的专业视角；许中的文史修养，密邃简洁的汉语言感受；旭霞的协调把握并提供的全力支持，使这册汇编注释史料集不同凡响。
关于它的意义，介子平先生在序中说得非常清晰了，不再赘述。由于当今时代信息密集，书籍出版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再加上行政处置的各种压力，研磨的细致程度仍不能和旧时相较。玉有微瑕，表扬的话不多说，略逞己意，谈一些感受和看法，还望不以为忤。杂叙如下：
一、书以碑传为名，可知碑传相应，但细审所选73篇，则无碑者盖众，引自史料、手稿者并有，全书于每篇传记之前加一简介，内容为传主和碑志情况，作为对文章的补充。由于碑志实物与传主系年与文章所成时间之间的错综关系，使这个叙述立场模棱，尤其是前半部分。纪年则以文成时间为准，非以人（传主）、非以书丹勒碑时间为准，避免了很多麻烦，如《李将军碑》《晋邑令贾公墓碑记》，以传主排则当往前，这个体例应该稍微提一下。许说碑是碑，传是传，则更是强辩，如果真这样定位，则于碑和传两边的择取，岂不更成挂一漏万！
（许中的意见：《碑传集》之名，有必要再说几句。清钱仪吉作《碑传集》，序云“先正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自是碑是碑，传是传。典型在兹，未敢自我作古。）
二、《汉有道先生碑》则介绍重点反在碑刻，系傅山书碑为康熙二十二年，这个时间不知何据？以余孤陋，未见于任何典籍。余所著《百年碑情》专为考订其事，见首篇即如是，大窘！余所考时间为康熙二十年（）。
三、《大魏故介休县令李明府墓志》收图为整拓，介绍则是介休博物馆藏“太谷赵氏递藏本”，赵本为剪裱本。
四、编者意在文献，于碑刻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不甚留意，但许中参与了编纂，似乎应该有所顾及，所以我苛责他没能做这方面的呈现，于书史上有意义的图版未能作精准反映。《□休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魏故宋处士墓志铭》三石皆未附图，大为失色；四欧堂或敦煌本《化度寺碑》据著作权保护法，也无版权纠纷，本也该有所体现。这种情况在书的后半部分较少，但翁方纲写的那通田村乔家的墓志应该有所强调，而《郭泰碑》碑阴与传无关，却又收入，是自乱其例。如果不仅为校勘方便，这类书的作法是唐及唐以前的图版要尽收，唐以后的可以适当从略。
五、《王兴之夫妇墓志铭》，视其正反两面，兴之之志与其妇宋和之之志字体如一，出于一人之手的可能性更大，也应该是一个时间段写就的，可能是合葬时写刻的。书中所叙“分别刻于公元年和年”源自郭沫若的罗列，他在论文中《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及兰亭序的真伪》列五种墓志，以志中兴之、和之死亡时间系于名下，但也认为是同一人手书，并推测应为兴之胞弟之一，细审二志笔意，则兴之志稍显活泼，和之志则更拘谨，二人死期相距七年，一人书法岂反退步？盖和之志文字偏多，叙及父兄，书丹不免拘束，不能尽笔势，所以会有这个些小差异。此为推测，尚待确证。
六、博物馆唐志未能全收。而且取舍比较奇怪。《阎君墓志》以隶书写就，珍重程度更是明显，没能收入，也是比较遗憾的。
《唐故郭君墓志并序》其文无一语有实质性记述，字写的倒还较好，收入的原因是因为其书法吗？
七、《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铭并序》是一方比较特别的墓志。特别之处在于此志竟出于自撰自书，这类人一般有比较严重的自恋情结，对别人的赞誉放心不下：“名彰寰宇。行以两行之信，坐应十乡之团，仪貌□锵”等语，乃其自状，大有“山鸡自照”的得意怜惜之意。
自撰自书于天祐九年（），原因是“自愿造柏细椁一口”“遂造生椁一口”。“生椁”习俗到当代当不绝迹，即是《金瓶梅》中所言“寿木”“棺材板”。曾记忆姥姥晚年在温村借其侄购采“寿木”，大致时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传主宋勖应该进行的是同样的事。传无生年，但年纪应该比较大，因为这件事的触动，自撰自书并“自刻”（倩人办理，监制）了这方墓志；又七年，其人死，志在入墓之前，有人补齐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字体做草书，态度也是逸笔草草，竟有些汉简味儿，一些字竟至难以辨识，应该是“阴阳”家的手笔。
传主择地“西宋村住宅西南一百步”“其地南眺介神，北望龙泉，西观秦庙，东睹白牛之泉”，是安眠的风水宝地，离家又近，但终于“来何因，去何缘”，并愿望也“无形无影”了。
此志“灵石县介休乡”事，结合张壁当地所出的一些墓志，可以想见一些临时行政区划的范域边界是无史料记载的，这种行政区划有时随机性很强，近来每有人争说其事，似乎着意甚无谓，有点妄抛心力。
八、《小东街杨氏世谱》简介谓“刊于清乾隆间”，误。文中有“嘉庆十一年”字样，当刊于其后。小东街杨家累世修城隍庙，洪武二年、嘉靖三十一年、隆庆六年，颇得其趣。《介休书画略》载小东街杨乂民家藏书画古帖甚夥，乂民讲究笔法，仅次于岳鸿举，则可能即此杨家后代。介休东街有“三盛昌”旧店，可能也有些缘故，此谱记十六世可隆（树滋生三子：长复盛，次元盛，三增盛），待考。
九、稷山镌石者在介代有传人，《重修祠堂并考订侯氏世系记》，款落“稷山铁笔□□口刊”，则民国时乔鹤芝非偶然存在。侯奎志亦“稷山南汝恒刊字”（光绪二十三年），《张眉轩（公敞）墓志》系稷山马清霄、杨占连镌字。
十、《大唐处士故君胡君墓志并序》：“夫人石氏，秾荷比秀，美箭齐贞……始双飞而只飞”人死而赞其妻美且单，启功曾论及“笑靨如花”不称志书之体（启功《论书百绝》“四三”：“集王大雅亦名家，半截碑文语太夸。写得阉妻颜色好，圆姿替月脸呈花。”《兴福寺半截碑》有“圆姿替月、润脸呈花”之语。），此并举可也；又《李将军碑铭》：“貌美全胜于霞粉女”于是被鲜卑公主看上，“纳于皇宫”，直将李陵比作小白脸。此石为乔久成撰文，与洪山源神池宋碑同出，都作赋体，几无一语及实事，芜杂无端，也奇事也，且两碑都较高大，镌碑时宁不择人也？
以上所述为一些细小的感想，说明我认真读了，也请更多的朋友予以中科医院获“聚力共健”品牌影响力企业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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